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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案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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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户案例四

  2015年5月12日,某银行与余某某签署《个人信用额度贷款合同》,给予余某某最高金额不超过100万元的授信额度,额度期限最长不超过10年。2017年7月27日,余某某、汪某某与该银行签署《贷款合同》,申请贷款613000元。同日,该银行向余某某、汪某某发放贷款,后余某某、汪某某未能按时足额偿还借款,该银行故提起诉讼,要求余某某、汪某某偿还贷款本息并支付相应的罚息和复利。

  谭某某与余某某曾系夫妻关系,二人于1994年10月17日结婚,于2017年2月3日离婚。在诉讼过程中,银行举示了二人的结婚证复印件以及谭某某出具的《配偶同意借款声明书》,并主张谭某某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但经司法鉴定,《配偶同意借款声明书》上的签字和捺印均非其谭某某本人所为。

  渝中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后认为,首先《配偶同意借款声明书》上的签字并不是谭某某所为,故《配偶同意借款声明书》载明的担保责任并非谭某某的真实意思表示,谭某某并未与该银行就为涉案债务提供保证担保达成合意。其次,谭某某与余某某已于2017年2月3日离婚,在余某某、汪某某与该银行签署具体《贷款合同》时,谭某某与余某某已解除夫妻关系,因此谭某某不应当对涉案贷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法院故驳回了该银行要求谭某某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

  《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商业银行贷款,应当对借款人的借款用途、偿还能力、还款方式等情况进行严格审查。就本案而言,信嘉彩票平台APP下载《个人信用额度贷款合同》乃借贷双方对授信额度的框架约定,并未构成具体贷款合同。如果余某某需要具体贷款,应向该银行提出申请,双方签署具体的贷款业务合同。2017年7月,银行与余某某签署《贷款合同》时距双方签署《个人信用额度贷款合同》已经超过2年时间,银行理应根据法律规定对借款人当时的个人情况进行必要的贷前审查,然而银行却未对余某某与谭某某的身份关系进行审查,未尽到谨慎注意义务,明显存在过错。因此,授信合同的授信期间不宜过长,否则授信期间的借款人个人情况容易发生变化;在签署具体业务贷款合同时,银行也应当严格审查借款人的征信情况、偿债能力等,并据实调整授信。

  案外人王某某与汽车公司甲签订《营运车辆挂靠合同》,将渝BU****号车挂靠在汽车公司甲名下经营。汽车公司甲委托汽车公司乙向某保险公司投保,后汽车公司乙签订《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合作协议》,约定投保险种为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保险金额为每份死亡限额20万元,后保险公司出具保单予以承保。

  喻某甲、唐某某(以下简称受益人)之子喻某乙系聘用的驾驶员。2014年12月12日,喻某乙驾驶渝BU****号车与其他车辆发生擦挂,喻某乙在此次事故中死亡。后因涉案交通事故引发的工伤待遇问题,受益人提起仲裁,要求汽车公司甲支付工伤死亡待遇。汽车公司甲不服裁决并提起民事诉讼,后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判决汽车公司甲支付工伤死亡待遇。汽车公司甲不服判决并提起上诉,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上诉,维持原判。2017年4月13日,受益人向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2018年左右,法院强制执行与汽车公司甲的工伤待遇纠纷过程中,汽车公司甲告知本案诉争保险后,才知道涉案保险合同。双方于2019年4月9日达成执行和解,并在《执行和解笔录》中约定“将本次事故的意外赔偿款用于抵扣本案的赔偿款”,并在达成协议后汽车公司甲“支付5万元,等保险公司支付完毕后,我们再支付余款。”2019年4月10日,受益人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保险公司赔付保险赔偿金200000元,保险公司则以受益人的诉讼请求超过了诉讼时效为由,拒绝赔付。

  渝中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后认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本案交通事故发生于2014年12月12日,受益人于2019年4月10日提起诉讼,但不宜认定超过了诉讼时效。

  关于诉讼时效的起算点。法院认为:1.保险法规定的保险事故并非指单纯的交通事故,应当是指在保险合同中具有法律意义,能够引起保险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变更的保险事实。故诉讼时效起算的实质条件应以当事人或受益人知晓保险合同及合同权利受到损害,能够依据保险合同行使权利为前提;2.涉案险种为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存在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不知晓公司为其购买保险的情形,即虽然保险人或受益人知晓交通事故,但不知道享有保险合同权利。基于公平原则,此时不宜认定存在怠于行使权利并开始计算诉讼时效。故诉讼时效的起算应当从受益人知晓交通事故的发生,同时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知晓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合同之日起开始计算。

  至于具体起算日期问题。1.涉案保险系记名投保的人身险,保险公司理应在投保或保险事故发生时通知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但保险公司并未进行通知,故不宜以交通事故发生之日视为知晓保险合同之日并开始计算诉讼时效;2.涉案保险合同事实清楚,受益人知晓保险合同的情况下,通常会通过各种方式向保险公司积极主张权利,然而直到2019年才在《执行和解笔录》中首次确认向保险公司主张权利。受益人主张是在2018年法院强制执行工伤待遇纠纷时才知道保险合同,该事实与《执行和解笔录》能够相互印证。故法院综合认定受益人于2014年12月12日知晓交通事故的发生,于2018年执行期间知晓保险合同,并于2019年4月10日提起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故判决保险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喻某甲、唐某某保险金200000元。

  本案的处理难点在于合理理解诉讼时效相关规定,同时兼顾保险行业客观事实以及合同权利的实质平等。

  保险法规定人寿保险以外的其他保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自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本案双方当事人对诉讼时效的理解大相径庭:保险公司实际上主张按保险法条文进行文本解释,严格按照条文的字面意思去理解,即保险事故就是指交通事故;被保险人的受益人则朴素地认为其根本不知道有保险合同存在,保险公司不予赔偿不符合公平原则。

  法院实际上认为保险法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只是规定了形式条件,并未明确实质条件,因而还必须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一般规定进行综合认定:一方面,诉讼时效制度的本意在于督促权利人积极主张权利,以实现私权与公共利益的平衡。当事人是否知晓并怠于行使权利,构成了判断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一般条件和实质条件。另一方面,保险合同中,虽然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同为平等民事主体,但保险行业是专业化程度非常高的行业,保险合同是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保险人在专业知识和信息获取方面具有天然的不对称优势,部分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因客观情况存在举证困难的情况,故而法律要求保险尽到更多的提示和说明义务,以平等保护合同当事人的权利。再次,保险行业客观上存在部分不规范的领域,例如具有保险利益的投保人未向被保险人告知为其购买了保险,保险公司未向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尽到通知义务,特别是在具有人身属性的保险合同中。故而法官平衡了诉讼时效制度的两种规定、保险行业客观事实以及合同权利的实质平等后作出了上述判决。

  在此类案件中,诉讼时效的起算需要考虑三个时间节点,即损害结果的发生时间、权利人知晓损害结果的时间、权利人知晓保险合同的时间,并且以三者中最晚的时间点作为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

  该案的社会意义在于提示保险公司加强保险合同审核、合理履行通知义务,促进保险行业健康有序发展。特别是在团体意外保险中,在订立合同时要审查投保人是否向被保险人进行告知,或者保险公司在订立合同后或保险事故发生后要及时向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进行告知。

  高某某系周某甲之妻、周某乙之母,生前系某建筑公司员工。2018年3月,高某某与该建筑公司签订为期一年的劳动合同从事运砖工作。2017年8月31日,该建筑公司在某保险公司处投保了建筑工程施工人员团体意外伤害综合保险,保险金额为60万元,保险期间为2017年9月1日起至2020年1月29日止。保险条款载明: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约定的工程项目施工现场从事建筑施工及与建筑施工相关的工作,或在施工期间指定的生活区域内,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并自事故发生之日起180日(含第180日)内因该事故为直接原因造成身故的,保险人按保险金额给付身故保险金,对该保险人的保险责任终止;被保险人猝死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意外伤害是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和非疾病的客观事件为直接且单独的原因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

  2018年8月13日7时40分许,高某某被工友发现蜷缩在建筑工地厕所区域地上,后送医抢救无效死亡。同日,医院的护理记录单载明,高某某因昏迷于8:05入院抢救,于8:36医生宣布临床死亡,诊断为“猝死、心脑血管、意外?”。抢救期间,医院处方笺取药联载明,高某某的临床诊断为“猝死、抢救”。同日,医院出具《居民死亡殡葬证》《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载明:死者高某某,死亡日期2018年8月13日,死亡原因为“死因不明、头颅挫伤?心脑血管疾病意外?其他?”

  同日,保险公司向周某甲、周某乙发出《尸检通知函》,载明:“依据相关法律以及保险合同规定,保险金申请人有义务向保险公司提交证明保险事故的一切材料,并配合保险公司作相关核查事宜,以明确死因,核定保险责任、履行合同;1.协助保险公司现场调查取证,包括笔录、拍照。2.提交法医鉴定死亡原因;尸体检查(解剖)本着知情同意的原则,需要征求家属以及受益人同意,按有关规定程序进行。”周某甲、周某乙在家属意见处书写“不同意”,并签名确认。

  2018年8月14日,重庆市北碚区安监局出具情况说明,载明2018年8月13日上午7时40分左右,该建筑公司工人高某某在建筑工地19层运砖时意外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同日,医院作出死亡调查记录,载明:死者高某某,死亡时间2018年8时36分,疾病名称为“猝死、心脑血意外?其他?”。后高某某的遗体于2018年8月17日火化。

  2019年4月25日,周某甲、周某乙以高某某意外事故致死为由要求保险公司支付意外身故保险金60万元,保险公司认为高某某死亡原因不明,出具《拒赔通知书》予以拒赔,周某甲、周某乙故提起诉讼。

  渝中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后认为,1. 高某某的死亡原因是否为意外受伤已无法查明。首先,北碚区安监局出具的情况以及《认定视同工伤决定书》均未说明高某某受伤的具体情况及相应依据,不能成为认定高某某死亡原因为意外受伤的依据。其次,救治医院均未对诊断、病名、死亡原因作出明确判断,未确诊高某某的死亡原因。第三,高某某遗体在未经医学检查的情况下火化后,通过尸体检查查明死亡原因的客观条件不复存在。本案中保险公司承保的险种为团体意外伤害险,其承保风险范围为意外伤害事故,即“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和非疾病的客观事件为直接且单独的原因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周某甲、周某乙主张“高某某死亡原因为意外受伤”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

  2. 关于保险公司是否应当支付保险金的问题。法院认为,保险公司仅在查明保险事故原因、性质的基础上,对承保风险范围内的保险事故承担支付保险金的责任:第一,《保险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其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希望遗体保持体面、不受侵犯,是家属朴素的亲情关怀,但在保险合同中,受益人应当认识到保险事故的原因可能需要通过尸体解剖才能得以查明。受益人享有保险金请求权,同时也负有向保险人提供确认被保险人死亡原因的证明和资料的义务。第二,高某某尸体未经尸检即火化,导致死因无法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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